后疫情时代社会工作教育可能面临的挑战性议题

2020-03-26 浏览: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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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忠海 教授

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与2003年SARS爆发期间相比,社会工作专业队伍在此次疫情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活跃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至少,与十七年前相比,社会工作教育体系更加完整了。如果把在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下设置的研究方向也计算进来的话,那么社会工作教育已经初步拥有了从专科到博士的、较为完整的办学层次。或者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社会工作教育已经具备了迈向办学体系更加完整的良好基础。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更为齐备的当下,无论就广度,还是就深度而言,专业人员的积极参与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充分展现了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者的鲜明伦理取向与使命取向,展现了建设宏大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基本成果。不过,在历史的紧要关头,社会工作专业还需要充分发挥鲜明的反思精神优势,在广泛参与中进行冷静的观察,深入思考学科发展的战略契机。

学科发展的步伐往往与回应重大现实问题的挑战紧密相关。尤其在一个强政府、弱社会的基本格局里,在一个实践理性与功用评价色彩浓厚的氛围里面,针对重大现实问题的挑战,如果缺乏观察能力、阐释能力、分析能力和预测能力,学科发展的命运可能会面临生存性的根本挑战。按照年鉴学派的思路,如果把学科放到一个长时段来观察,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历史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历史地来看,社会工作教育的飞跃正是与社会工作者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勇担使命紧密相关,与社会工作者能够主动面对一定历史背景下的社会结构紧密相关。比如,社会工作教育介入汶川地震所获得的巨大社会声誉就为学科发展拓展了发展空间。

正因为这样,社会工作教育也面临着路径依赖性约束,人们往往偏好于实践理论,展现为一种工具取向。但是,倘若只是沉浸于此,社会工作教育也会多走弯路。从学术史来看,一些学者的忠告恰恰对当下的社会工作教育界,尤其是面对疫情冲击的社会工作教育界而言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比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心理社会治疗模式的主要贡献者郝利斯(Hollis)就曾经谈到:“社会工作实践如果没有理论,就没有方向;如果只有理论,就会陷入智力游戏”。从人生史的角度来看,郝利斯的思考深受自己青年时代的经历之影响。1931年,她硕士毕业。她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入职家庭服务机构。众所周知,彼时美国正处于大萧条时代。之后,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两年后,即1947年,郝利斯获得了博士学位。其后,她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社会工作教育。这样的人生史使得她既重视实践的深度参与,也重视理论框架的开放性。郝利斯的人生经历带来的启示就是,当下社会工作教育如何确保自身的开放性。进而在确保开放性当中获得最大多数老百姓的认可。

基于长时段的历史经验与个案性的人生史考察,虽然疫情尚未结束,社会工作教育依然拥有在参与中总结经验,并进一步获得发展的良好机遇,但是后疫情时代社会工作教育将面临何种议题的挑战这一问题必然接踵而至。从现有社会工作界参与抗疫的情况来看,至少可以中有限的舆情资料当中粗略地总结出后疫情时代社会工作教育界将面临哪些议题的挑战。

挑战之一:如何面对新形势下的知识生产及其信任危机带来的严峻挑战?事实上,这一挑战不仅仅是社会工作教育界要面临的问题,是所有学科都要面临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沃勒斯坦在《知识的不确定性》中阐述得非常清楚。比如知识生产越来越需要统筹整合与分化的关系,而教育界的跨学科知识生产机制却并未建立起来。再比如,“理性无私”原则是否能够在知识生产与整合中得到贯彻?如果不能,那么就会导致风险出现、扩散。沃勒斯坦明确提出,科学团体的自我利益会影响教育。疫情表明,科学团体的自我利益影响非常广泛!有科学知识但缺人文关怀的现象大量存在。这种状况甚至导致决策失误。目前,至少,从社工机构运行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来看,与“理性无私”原则相关的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而回过头从整本书来看,沃勒斯坦批评的对象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团体,也包括社会科学界。因此,疫情给社会工作教育界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社会工作专业人士该如何应对沃勒斯坦问题?因为理性无私原则是一个牵涉到专业生存的基本伦理问题。

挑战之二:如何针对疫情中暴露的制度创新不足问题持续提供社会政策支持?社会政策是社会工作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近年来,社会政策的托底功能得到广泛认可,提升社会政策在学科中的地位与作用成为社会工作教育界非常关注的问题。田毅鹏教授强调了社会自性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王思斌教授强调加快建构中国社会政策的自性特征非常迫切。熊跃根教授则结合实际案例提出了社会政策所遭遇了来自权力运行机制的挑战。疫情爆发后,社会工作界行动非常迅速,组织学者与机构迅速地翻译了国外以及收集了港台的一些应对资料。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疫情防控依然充分展现的是强国家特征;社会工作者如何介入疫情的真实情境依然面临许多困难。因此,如何基于一定的制序敏感性(参阅韦森的研究成果)与文化敏感性,进而正确处理“他性”与“自性”的关系就成为社会政策研究能否为疫情防控及疫情结束之后的制度创新提供支持的关键问题。比如,医疗制度改革与社会政策的选择问题。如果社会工作教育界无法为制度供给提供有力的实务支持,在强国家的基本格局当中,社会工作的发展空间就会面临巨大的挑战。

挑战之三:如何推进跨界联合干预,建构流畅且有效的实务链,进而提高防控绩效?经济学界非常重视产业链的完善。产业链概念重视的是产业部门内的技术经济的逻辑关联性,重视特定时空条件下的逻辑关联性。疫情爆发后,社会工作界迅速行动,从资源链接、心理辅导、实务工具包等多方面进行了努力,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一个新的挑战就是如何实现跨界联合?至少,从社会工作教育来看,我国社会工作的分支已经非常庞大。首要的问题在于这些分支该如何有效配合。而从社会工作教育来看,有一种声音值得关注:社会工作需要进一步推进实务细化。从目前社工界的实务能力不足来看,这种声音值得重视。但是,疫情表明,借助经济学界的产业链概念,重视社会工作的实务链建设就十分必要。这就包括两个基本逻辑。一是实务教育水平比较高。比如,郝利斯任教期间非常重视实务的参与。二是课程体系中包含了不同领域的实务课程。比如,据媒体报道,一位年轻人面对突然去世的父母该怎么办?此时,仅仅把这位年轻人进行居家隔离是不够的。至少,与哀伤辅导、精神健康相关的社会工作实践就非常重要。同时,如果系在校生,那么从资源整合的角度联系所在学校的配合就非常关键。可见,该案例表明,通过跨界联合干预提供防控绩效的过程中,需要社会工作界在正确处理整合与分化的辩证统一问题,进而加强实务链教育。

挑战之四:如何未雨绸缪,从能力建设的角度,加快医务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近年来,国家卫健委公开发布《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2018-2020年)》,该计划把医务社会工作的开展情况纳入考核指标。同时,在医疗界,加强人文医学也日益受到重视。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真正成体系的医务社会工作队伍远未出现。因此,要想以这样一支发展并不成熟的医务社会工作队伍应对如此复杂的疫情队伍,显然不切实际。但是,从舆情来看,疫情的爆发、演变表明,医务社会工作不可或缺。因此,有必要保持对疫情的密切跟踪,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后疫情时代的医务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方向。也就说,现实对社会工作教育界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后疫情时代的医务社会工作教育应该围绕哪些能力建设来进行人才培养。换言之,医务社会工作如若要获得医疗界的充分接纳与尊重,必须坚持能力建设为本。这样,围绕医务社会工作的课程体系、培养计划、教学大纲都需要未雨绸缪,提前准备。

挑战之五,如何面对科学技术的挑战,加强非在场介入性实务能力的培养?疫情爆发后,社会工作教育协会迅速通过微信手段组建了大量防疫群组。应该说,协会运用社交媒体在进行信息发布、资源整合、队伍组织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实事求是地来看,在后疫情时代,如何面对科学技术的挑战,加强非在场介入实务能力的培养依然是一个重大课题。众所周知,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变革,计算社会学、网络民族志、视觉人类学、网络社会工作等许多适应科学技术发展新形势的课程纷纷出现。无疑,这是值得肯定的一面。不过,另一方面,如若检索全国社会工作办学点的培养计划,就可以发现在社会工作教育的课程体系中,能够体现这种变革的教育机构为数甚少。从常识来看,疫情的高度传染性使得开展在场性的社会工作实务异常困难。网络社会工作成为现实的选择。但是网络社会工作实务的规律何在、需要何种技巧却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从人们表达诉求的手段来看,非在场性的虚拟求助信息非常多。这样,在纷繁复杂的信息当中,判断合理的案主需求就显得非常重要。没有这一点,就无法进行针对性地助人。也就是说,在科学技术变革当中,培养具有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开展实务能力的要求更高了。

挑战就在眼前。危机具有跨领域传递性。非在场的信息表明,思考后疫情时代社会工作教育面临的挑战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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