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人文关怀,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的回顾与前瞻

2020-09-17 浏览:28

作者简介:童敏,男,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工作专业化与本土化、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健康照顾社会工作以及社会工作与中国文化研究;刘芳,女,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健康照顾社会工作研究(福建 厦门 361000)。

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社会工作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摒弃弗洛伊德的自然人的理论假设,倡导在历史和社会场景中理解人的成长改变要求,给服务对象以真正的人文关怀。尽管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工作的影响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结构社会工作、反排斥与反歧视社会工作和批判社会工作等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是,它们都认同人是历史社会结构中的人这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的基本观点,主张通过权力关系的分析和平等关系的倡导实现个人成长与社会改变的结合。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多元价值的倡导使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的社会结构视角面临不确定性、多元主义和主体性不足的严峻挑战,需要汲取中国哲学的精神资源,围绕“变化”重新理解历史社会结构中的人,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工作的场景实践整合起来,以过程唯物论作为多元社会下社会工作实践的理论基础,真正在新时代的实践中呈现人文关怀,为本土经验的国际化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一、问题提出

  尽管20世纪60年代在马克思主义的启发下,社会工作开始引入社会结构的分析视角,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考察人的成长改变要求[1],但是到了90年代,在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影响下,追求多元化和差异性成了国际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2],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推动下,有关社会结构分析的宏大叙事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在地的日常生活经验开始走进分析者的视野,成为探索的焦点,语言和话语转变成了分析的重要手段,语言之外的事物“本质”描述失去了存在价值[3-4]。而另一方面,与多元化相伴随的、对相对主义的担心和生活不确定性的忧虑,却在不断增加[5]220,生活的客观性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6],有学者甚至直接批评后现代主义的“话语”逻辑,要求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找到生活的现实基础[7]。显然,如何平衡生活的多元化与现实的客观性要求,已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继后现代主义思潮之后亟待解决的理论难题。尤其中国社会正处在走向全球化和国际化的新时代,作为参与其中的社会工作既需要总结中国自己的实践经验,又需要与国际对话,在国际的视野下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因此,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分析视角对社会工作理论发展的影响及其在全球化和国际化发展中遭遇的挑战,以便找到新时代多元社会下的社会工作的理论逻辑。

二、社会结构视角的萌芽: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①

  在20世纪60、70年代的民主和人权运动的影响下,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工作变得摇摇欲坠[8]。人们开始质疑它对个人心理因素的过度关注,忽视社会环境因素对个人问题的影响,导致把问题归因为个人的病态和偏差行为,出现社会污名化的现象[9]228-229。有学者直接指出,由于弗洛伊德采取的是一种自然科学的实证逻辑,因此他把人的生活环境视为一种自然的物理环境,摒弃了其中的历史和社会维度[10]。这样,传统社会工作对人的理解也就自然沿袭了弗洛伊德的生物本能决定论,既没有社会关系,也没有历史演变,是受生物性驱动的抽象的人[11]35-36。

  传统社会工作在选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作为理论基础时,也继承了他的“科学”态度,无视社会环境中存在的权力关系和不公平现象,并与社会歧视根源的分析和社会正义的探寻保持距离[12]。显然,这样的“科学”理性与社会工作的“助人自助”的宗旨是相违背的,它不仅没有承担起社会工作应有的社会改变的责任,忽视了社会弱势人群的权益保障,而且在社会环境的改变面前常常显得冷漠,缺乏人文关怀,受到学者的强烈批评[12]。特别是在专业关系的反思过程中,人们逐渐察觉到,无论通过适当的自我表露[13]104还是权力分享[14]都无法建立起真正的平等专业关系,因为这样的专业关系本身就受到背后社会因素的影响[15]。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察,一些学者批评传统社会工作只是把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治疗的技术,而无视人本身[16],要求社会工作放弃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论逻辑框架,引入真正对社会弱势人群关怀并且拥有历史和社会观察视角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17]。尽管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②的定位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强调这样的社会工作注重阶级意识的提升和社会行动,关注社会弱势的劳动阶层的诉求[18];有的侧重揭示社会工作“专业”外衣下缺乏人文关怀的本质[19];有的察觉到社会工作的两难处境:一方面需要服务社会的弱势人群,另一方面又需要维护社会的控制[20],但是他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的核心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视角分析社会工作的整个实践过程,关注人的成长和社会的改变,挑战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社会歧视现象,并且始终保持批判思维和行动能力[21]。

  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视角的最直接来源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只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纯粹思想的自己运动”[22]。这种纯粹思想遵循一种被黑格尔称之为辩证思维的方式,它与表象思维和知性思维不同,表象思维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朴素经验思维,知性思维则是抽离具体形式的主观逻辑思维,而辩证思维是一种将意识与存在同时作为出发点的思维方式,假设意识与存在是以二元对立为前提的,通过意识的不断否定丰富自身,实现意识的无限延伸,达成真理的认识[23]。黑格尔强调,意识的这种不断否定的能力来自每个概念都包含自身和自身的对立面,是一种自我的运动[24]。黑格尔之所以推崇辩证思维,是因为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逻辑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知性理性,是历史进程中的“成为(becoming)”过程,需要历史社会生活中的人摆脱生命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达成一种必然的、确定的自觉理性(self-consciousness),从而获得自由[25]。

  虽然黑格尔发现了人类历史的辩证思维方式,但是他将这种思维方式直接根植于个人自我的纯粹思想运动中,没有现实的社会结构根基[26]。真正将辩证思维融入社会结构分析中并且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是马克思,他从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出发,以此为基础来理解人们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的意识形态[27]。这样,人就成了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影响着人,人也在影响社会,人是创造历史的主人[13]4。马克思认为,人们的实践活动是一个辩证的历史发展过程,通过实践活动中的不断否定实现自我的发展,将自觉意识的提升与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28]57。这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辩证法,他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融合在一起,让辩证思维拥有了历史和社会的结构观察视角[28]96。

  实际上,社会工作的发展历史就是探索人与环境关系的历史,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影响着社会工作的实践安排和理论建构[29]。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不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视角为社会工作理解人与环境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逻辑框架,第一次真正将人视为社会和历史实践中的人[9]229,帮助人们警觉在“专业”和“科学”名义下对人的尊严的忽视和冷漠[30]。 

三、社会结构视角的兴起:新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结构社会工作

  二战之后,存在主义开始在欧洲盛行,个人的经验和选择受到人们的关注。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Jean-Paul Sartre)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关注个人经验的要求,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视角把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和总体社会结构作为研究的焦点,过于抽象,无法解释特定社会阶级中的个人在特定历史时刻所做的具体选择过程[31]。显然,在萨特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视角因过分关注阶级的利益和实践而忽视个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导致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缺少必要的整合,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了鸿沟,绝望成了个人实践的基本状况[13]19。针对这一个人实践的困境,萨特开始寻求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视角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以及存在主义相结合的“解决方案”,创建一种他称之为个人实践的辩证法[11]17-18。这种个人实践辩证法虽然认同个人实践受到社会历史处境和个人童年经历的制约,但是认为个人实践才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基础,每个人都需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32]。

  与此同时,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也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视角的理解,认为马克思主义忽视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人们意识的影响[33],从而低估了在社会改变过程中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重要性[34]。为了增强个人参与社会改变的能力,法兰克福学派在坚持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产生压迫和歧视的主要根源这一认识的基础上,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视角与个人主观性的理解结合起来,将分析的重点放在人们生活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以及批判意识的培养上,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又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35-36]。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的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e Adorno),通过分析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所维系的主流意识形态对西方主体性文化的缺失进行了尖锐批评,强调辩证法中的主体性原则,突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功能,创立了社会结构视角的“否定的辩证法”[37-38]。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的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不同,它不预先假设历史社会的必然逻辑,追求没有肯定的连续性否定,以达到不断超越当下的目的[39]27。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则在批判工具理性的基础上将探究的焦点转向群体共识的达成,他称之为交往理性[40]。

  到了20世纪70年代,萨特的个人实践辩证法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开始影响社会工作,个人问题的社会结构分析发展成为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称为结构社会工作[39]19。结构社会工作一词是美国学者米德曼恩(Ruth Middleman)和高登伯格(Gale Goldberg)在1974年正式提出的,他们因不满于传统社会工作对个人心理的过度关注,倡导社会工作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理解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问题[41]33。而真正将个人的主观经历与社会结构视角融合在一起的是加拿大的学者莫罗(Maurice Moreau),他反对从社会环境的角度解释个人遭遇的问题,认为这种理解方式仍旧把个人与环境对立起来,并没有超越传统的社会工作[42]。因此,莫罗主张把个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作为社会工作的关注焦点,重点探究个人的问题、主流的意识形态以及个人在阶级结构中的现实条件三者之间的关系,目的是帮助服务对象学会批判性地思考个人与特定环境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个人和社会层面的权力关系,在促进个人具体问题解决的同时,带动社会的改变[43]。这样,“个人与社会”变成了社会工作的基本分析框架,用于考察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遭受的歧视[41]34。

  值得注意的是,结构社会工作不仅重塑了社会工作的基本逻辑框架,摒弃了个人与环境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而且还对社会工作的专业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义,把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互动放在社会结构视角下来考察[44],强调社会工作者不能凌驾于服务对象之上,需要警觉与服务对象在身体、情感和社会层面上的潜在权力控制关系,承认自己的偏见和局限,鼓励服务对象分享他们自己的经验,帮助服务对象最大程度地承担起行动的责任[43]。这样,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就成为一种相互教育的关系,每个人在与他人的交往中除了需要反思自身的状况之外,还需要从对方的经验中学习,形成共同参与的交往行动,这与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行为”是一致的[5]163。

  尽管结构社会工作揭示个人成长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关联,但是它对于社会结构的分析仍然偏向于阶级差异性的理解,忽视了社会的复杂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导致在实际的生活中往往无视人们在阶级之外的其他社会诉求[45-46],例如,性别的诉求、年龄的诉求以及职业的诉求等,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视角在社会工作领域的运用受到明显的限制[47]5。 

四、社会结构视角的拓展:反排斥与反歧视社会工作

  在社会生活领域,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视角提出挑战的是女性主义,她们质疑运用单一的阶级视角分析社会结构的合理性,在20世纪80年代拉起了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的旗帜[48]。尽管女性主义社会工作也认同社会结构视角的基本理论假设,把人视为历史和社会生活中的人,甚至直接提出“个人即政治”的口号,但是她们认为,过分强调现实性和权力关系就会忽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联[49]。这样,女性的生活经验就会受到人们的忽视,常常作为男性的“他者”,标签为情绪化的琐碎的个人故事[50]。如果说物质生产和权力关系呈现的主要是男性的工作领域,表现的是男性的成功逻辑,那么人口生产和家庭关系才是女性的主要工作领域和需要适应的方式。因此,有关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的讨论必然需要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框架下进行再思考[11]17。显然,女性主义社会工作不仅关注女性的个体经验如何在具体的历史社会情境中被塑造的过程,同时还关注女性生活经验本身如何成为人们重新理解社会公平公正的基础[13]19-20。可以说,女性主义为社会工作者探索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分析视角开拓了一条新的道路[51]。

  在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看来,包括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在内的结构社会工作隐藏着一种科学实践的实证逻辑,注重事物之间的因果关联,使用的是男性的语言和思维方式[52],忽视了女性主义所倡导的从关系中理解自我与他人的可能[53]。所以,女性主义社会工作推崇一种从关系中理解女性的生活经历和感受的思维方式,强调从具体场景出发分析女性所遭受的压迫经历以及女性个人实践与政治经验之间的联系,以解决结构社会工作所忽视的性别压迫问题以及因男性中心主义带来的逻辑困境[54]。英国著名的社会工作学者多米内利(Lena Dominelli)将女性主义社会工作定义为“从分析女性生活世界经验开始的实践,关注女性的社会地位与专业平等关系创建困境之间的联系,解决结构性的社会歧视”[55]。显然,女性主义社会工作也认同“个人与政治”的基本分析框架,只是与结构社会工作相比,它更注重性别不平等的考察和挑战[56]。

  在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的启发下,黑人女性主义开始在社会工作领域探究另一种常见的社会歧视,称为文化种族主义[57]。这种社会歧视是以人的身体属性和种族的文化特征为依据进行的分类,并赋予人们某种刻板印象以及价值和权力的过程[58]。显然,无论种族还是文化,都是特定人群拥有的共同的社会历史和经验,需要放在社会结构的分析框架下来考察[59]。这样,反种族主义社会工作就应运而生了,它聚焦于种族身份与文化差异之间内在关系的探讨以及在地历史和经验的挖掘[60]80,要求社会工作者对在地的文化和社会身份保持敏感,警觉服务中的种族特权,通过族群内部的演变推动社会的改变,而不是借助外力强迫加以改变[61]。

  对种族和文化因素的强调与80年代初美国和英国社会出现因种族歧视导致的城市暴乱有关,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则面临难民的困扰[62]。此外,通过政策和服务的改革倡导社会融入也直接影响了社会工作的发展,特别是英国在1998年通过的“人权法案(The Human Rights Act 1998)”,直接推崇机会公平、平等对待的原则,使社会工作越来越关注保障社会弱势人群平等权益这项重要功能[63]。到了90年代,反对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排斥和歧视的社会工作服务逐渐汇聚在反排斥与反歧视的理论逻辑框架下,形成以消除社会歧视、倡导公平社会为核心理念的统一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称为反排斥与反歧视社会工作[9]278。显然,此时的社会排斥与社会歧视不仅涉及阶级、性别和种族,同时还涉及年龄、能力和健康等,是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排斥和歧视的总称,这也意味着反排斥与反歧视社会工作是一种以社会正义为导向的服务,并不预先聚焦于某种特定形式的歧视[64]。它以服务对象为中心,从服务对象所处的特定场景出发,由此分析服务对象面临的排斥和歧视,寻找推动服务对象个人成长和社会改变的具体途径和方法[65]。

  尽管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结构社会工作、女性主义社会工作、反种族主义社会工作以及反排斥与反歧视社会工作等各自都有不同的称谓,对社会结构也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它们都认同社会结构的分析视角,都假设人是历史和社会中的人,它们一起构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辩证法为哲学基础的社会工作的理论取向[41]63-64。这一理论取向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以及生态系统视角不同,它假设社会是有结构的,表现为二元对立的权力冲突,它的基础是物质生产,而社会秩序则是由社会结构、权力以及身份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66]92。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辩证法对社会工作影响的深入,社会差异性的呼声变得越来越高,从性别差异性的倡导到种族和文化差异性的提出,再到多样差异性的认同,使得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的社会结构视角面临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挑战。  

五、社会结构视角的转折:后结构主义影响下的批判社会工作

  到了20世纪90年代,受全球化和国际化运动的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剧烈变化,一方面人们的全球化意识在不断提升,从全球化的视角审视在地的实践成为人们日常实践的普遍要求;另一方面文化和种族的冲突也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在不断加剧,关注在地实践的呼声成为人们普遍的共识[67-68],人们的生活不仅变得越来越多样,而且遭遇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涉及的主体也变得越来越多元[69]。个人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宏大叙事在日常实践中困难重重[60]39,除了社会歧视的复杂性之外,人们对社会歧视本身的理解也是多元的,导致社会工作者在倡导社会公平公正时常常显得束手无策[66]93。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下,社会工作者开始学习以福柯(Michel Foucault)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理论,直接针对黑格尔以来的辩证法提出尖锐批评[60]50。自此,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的社会结构视角开始出现转折。

  福柯直接挑战社会结构视角的宏大叙事,认为除了结构权力之外,日常生活中还有另一种权力,完全不同于结构权力[70]。这种权力是一种运作,不是已经拥有的固定结构,它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过程,而不是预先设计好的位置等级。而且,这种权力具有生产性,不仅仅只是压制和限制,还能够带来生活的改变,它是一种由下而上的权力,与由上而下的结构权力明显不同[71-72]。福柯的权力观让社会工作者看到另一种实践逻辑,它不是从宏大的社会结构叙事着手理解个人的成长要求,而是从人们的日常实践出发解释社会结构的影响,将个人成长与社会改变联系起来[60]45。

  福柯还对语言和话语在人们经验建构中的重要性进行了探讨,坚持认为话语是人们使用语言相互对话交流的过程,它具有独特性,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相联系,是特定场景中独特规则和程序的表现[73]52。而且话语总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不同的话语展现出不同的权力关系[74]。福柯强调,话语并不是连贯的,不仅同一场景有不同的参与者,他们每个人的话语不同,而且即使同一个参与者,也会在同一场景中需要与多个不同参与者对话,出现对话中的相互矛盾[71]80。因此,人们只需要探究话语是如何产生的、对谁造成了什么影响,而不需要深究话语背后的“深层事实”[73]67。这样,所谓的分析就不是寻找现象背后本质的这种静态的理解,而是对自己在特定场景中的对话交流过程的动态体察。它不仅需要揭示特定场景对话交流中的矛盾之处,对呈现出来的相互对立的不同方面进行重新审视,这被称为解构[75],而且同时也需要针对解构之后出现的经验冲突探寻新的解释方式,让不同方面的经验能够更好地呈现出来,扩展人们理解的视野,对经验进行重新建构[76-77]。

  在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主体性的概念逐渐取代了传统的身份概念,它强调在实际的生活中社会身份是人们在与周围他人交往过程中呈现的状况,是人们在这个交往过程中对自身和周围他人的感受和认识[60]45。它包含了个人主观的感受以及个人与周围他人的一种积极主动的关联,是个人的主体性[78]。因此,只有借助主体性的概念,人们才能够将自身所处的社会位置以及与周围他人的关联囊括到日常实践的视野内,消除二元对立的观察视角,发掘日常实践中存在的不同层面、不同主体之间的改变的多种可能性[4]175。后结构主义理论认为,人们如果运用辩证思维,自然只会关注宏大的社会结构叙事,寻找普遍化、抽象化的社会发展的“真理”,看不到日常实践差异性的哲学意义[79]。

  正是在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关注场景实践的批判社会工作出现了,它要求社会工作者从生活场景实践出发,放弃社会结构分析视角中的二元对立思维,认为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实际上是一种决定论的命运观,把人分为强势与弱势、主流与非主流等对立的两大类,看不到特定生活场景的复杂性以及人在其中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忽视人的自决能力[80]。就专业关系而言,这种二元对立思维也把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交往简化为有权与无权,不仅无法给服务对象带来增能,而且还常常使他们陷入与自己生活经验相割裂的困境中[68]11。实际上,这种关注场景实践的批判社会工作是希望实现5个方面的连接,即个人与社会、微观与宏观、实践与理论、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以及话语改变与结构改变等,让日常实践中的不同方面都能够同时呈现出来,避免重蹈二元对立的思维困境[81]。

六、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前瞻:社会结构视角的日常回归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场景实践的批判社会工作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视角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要求人们放弃二元对立的“客观事实”的宏观叙事,从日常生活的具体场景实践出发,关注人们多样化、多元化的复杂需要,运用话语分析的方式探索人们在人际交往中的权力关系,挑战其中存在的不公平现象,以增强人们在场景实践中的主体性,但是它并没有放弃社会结构视角,也认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历史和社会人的理论假设,只是采用了不同以往的差异化的思维逻辑,在场景实践中通过不同主体的差异性的探寻,在日常生活中延伸出社会结构的关联,将个人的成长与社会的改变融合起来,呈现出人与场景的动态关联以及个人有条件的主体性[82-83]。

  正是因为如此,场景实践的批判社会工作也面临严峻的理论挑战,首先,在注重差异性的同时,也会使场景实践出现变动性和不确定性,产生被后现代主义思潮称为碎片化的问题[5]158。尽管不确定性给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改变提供了多种可能,但是它也让人们无所适从。就知识论角度而言,这种不确定性很容易陷入不可知论[84];其次,注重话语分析能够让不同主体的经验和意义得到充分的呈现,不过,这种多元主义也会给人们的生活造成困惑,为人们道德上的不作为和利益上的争夺提供借口[47]14;最后,对人际交往中的主体性强调能够增强人们的批判反思能力和自觉意识,给人们重新描述自己和解释世界提供机会,但是忽视了意义解释的历史和社会现实[85],也容易因差异性的推崇造成对贫穷和边缘群体的忽视[86]。显然,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需要重新来理解它的社会结构视角,考察唯物论和辩证法与场景实践之间的关联,处理场景实践中的不确定性、多元主义和主体性不足的困惑。

  在处理场景实践的不确定性方面,作为中国文化精神资源集中体现的中国哲学有着自己的探究方式,它假设生活是变化的,并且以变为基础建立生活探究的方式[87]。这样,“物质世界”就不是存在于人们感知之外的世界,它与人们的感知相关但又超越人们感知的世界。③因此,所谓的客观性其实是人们面对不断变化的“物质世界”的“科学”态度,能够接纳自己预期之外的变化,让“物质世界”的不同方面能够呈现出来,从而打开自己的视野,深入“物质世界”中,这是一种扎根生活的策略[88]。可见,在不确定的场景实践中,唯物论的客观性已经不是一种是与否的客观事实的判断,而是对不断变化着的生活的接纳过程。④正是依据这样的过程唯物论观点,辩证法也就不再是之前的社会结构的分析,而是在变化着的生活面前让变化“科学”呈现的方式。这样,人们就需要对生活处境中自身经验的局限有所警觉,⑤通过调整自身经验的感受状况让“物质世界”的另一方面呈现出来,正如老子的《道德经》所言,“外其身而身存,后其身而身先,以其无私而成其私”。显然,这是一种能够让“变化”呈现出来的社会结构分析。

  仔细分析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工作的影响就会发现,无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结构社会工作,还是之后的女性主义社会工作、反种族主义社会工作、反排斥与反歧视社会工作以及批判社会工作等,它们都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联系,偏向“生产关系”中的“关系”那一方面,因而也就关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话语实践,强调其中的权力关系和公正性。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还有“生产”那一方面,它与生产力相连,是人们的物质实践。显然,社会工作在引入马克思主义时,忽视了人们的物质实践,从而引发了相对主义的困境。这种物质实践在场景实践中就是人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问题的过程,它注重科学性和有效性。因此,在场景实践中人们同时需要面对问题解决和话语实践两个方面的要求,既需要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又需要以公平的方式呈现给周围他人,“自由个性”也是基于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平等和谐的价值诉求和目标[89]。并且在历史和社会两个维度上延伸个人成长与社会改变之间的关联,使人们避免陷入多元主义和主体性的困惑中。可见,在多元社会中,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既需要结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结构分析,又需要融入中国哲学注重“变化”的生活探究的精神资源。

七、结论

  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60年代之后开始影响社会工作,它第一次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自然人放回到历史和社会场景中,不仅为社会工作开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同时还提供了社会结构的分析视角。尽管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的社会结构视角经历了不同形式,从开始阶段注重专业关系背后社会结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到之后强调个人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构社会工作,再到侧重多重不公平关系社会结构分析的反排斥与反歧视社会工作,以及90年代之后受到后结构主义影响而产生的关注场景实践的批判社会工作,但是它们都传承了马克思主义有关人是历史和社会人的假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由于受到全球化和国际化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场景实践成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关注焦点,使得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面临生活的不确定性、多元主义和主体性不足的挑战。为此,社会工作者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的社会结构视角融入具体的生活场景实践中,积极汲取中国哲学的精神资源,采用过程唯物论的观点,从问题解决和话语实践两个方面入手,将人们的个人成长与社会改变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在新时代的实践中呈现社会工作所推崇的人文关怀,也以新时代的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注释:

  ①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是指直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建构的社会工作理论,注重社会结构的分析;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则是指采用社会结构分析视角理解人的成长改变要求的社会工作理论,它注重将个人的成长与社会的改变结合起来。

  ②在西方学术界,对于狭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有不同的称谓,最常见的称谓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Marxist social work),或者激进社会工作(Radical social work)。

  ③在《论语》中有相关的论述,如《论语·颜渊》中所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④在《中庸》中有相关的论述,如《中庸·第二十二章》中强调通过“至诚”,达到化育天地生命。

  ⑤中国哲学强调内省,要求对自身经验审视,从而自觉地不断提升自我。

 来源:《浙江工商大学学报》(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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